暗香浮動月黃昏

　　此書維持一貫  （Paul Theroux）的風格，誠實、犀利、義無反顧。

保羅將旅行的實踐推到最極致，走路、搭船、搭便車、划獨木舟、坐慢行列車、

坐破舊超載巴士，盡量以當地人生活方式，走入非洲。這絕非現今已開發國家旅

行社建議的作法，他所冒的險肯定超越常人能負荷的程度。如果你貿然向親友推

薦此種方法，絕對會招致白眼。大部分的人出國去，都是為了觀光、休假、放鬆

的，幹嗎如此為難自己？最近的新聞還反覆放送著台商到馬來西亞邦邦島度假，

結果被綁架一事，彷彿你只要稍微去了偏僻一點的地方，就是意味的危險與放棄

生命。但，天底下哪裡沒有危險？


　　還未看到此類旅遊書籍時，曾在內心盤算著如何帶著兩個小嬰孩用最簡單的

方式旅行。我還認真思考過，假如只用走路的話，推著兩台嬰兒車，要怎麼往前

走？「先將A往前推五公尺，接著再回頭推B。將B再前推十公尺。如此反覆，

兩台車只會距離五公尺，都看顧得到，但也會慢慢往前走。」當然這是空想，相

信已經有一堆人在背後急忙地要擋住我了。


　　書中的每一個國家，常常荒謬到難以置信，保羅常運用他廣大的閱讀經驗為

現實做註腳。在肯亞時，面對愛滋肆虐、嬰兒死亡率居高不下，政府單位無能為

力，只等待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美國、德國援助。但官員們收到錢之後，

只是為了放進自己的口袋（台灣在非洲的邦交國甘比亞也是在做同樣的事，或者

應該說，大部分的非洲國家都是在玩相同的把戲）。他舉了湯瑪斯‧哈代的小說

《裘德悲歌》為例，說明歷史只是在反覆重演：裘德的長子因在村子裡挨餓數天，

逼不得已，只好吊死弟妹，之後自己也上吊自盡。自盡之前留下一張紙條，紙條

上寫著，「這麼做，是因為我們人太多了。」


　　大部分的非洲國家都有相同的命運，十九世紀被列強殖民，掠奪完之後接踵

而來的是極權統治。名義上是獨立了，但列強其實還是掌握了多數資源。所有國

家的成立只是歐美強權為了方便在地圖上硬是畫分出國界，因此有許多部族在邊

界上被分成兩半。部族之間也多所恩怨，一個上台之後，其他人就等著倒楣，歷

史上知名的大屠殺都是這樣發生的。恐怖統治的手法時常發生，很多人都做過黑

牢。書中舉了一個無奈的笑話，六個衣索比亞人湊在一起，有五個人就曾坐過牢，

而且這些人都是未經正式審判，連犯什麼罪都搞不清楚就被抓去關，最後就在牢

裡隨意發臭發爛。惡意指摘、張冠李戴的狀況也經常發生，連高爾基的《母親》

都可以是地下組織的招募手冊。台灣也曾經有一段這樣的時期，白色恐怖時期約

略就是如此，很多政治犯被關常常都是莫須有的罪名，如知名作家陳映真的「民

主台灣聯盟」一案就是如此（註）。


　　這裡又有另一個令人不知該笑還是該哭的故事：在牢裡所有書籍都被管控，

但是有一天莫名奇妙有人被關時帶了一本《飄》進來，三百五十個囚犯輪流看，

一人只能看一小時。最神奇的是，內比‧馬可能(Neiby Makonnen)決定在獄中翻

譯此書。沒有紙，就用香菸盒中的錫箔紙當作稿紙，每天翻譯一小段，翻完之後

當天晚上作為娛樂分享給其他囚犯聽。翻譯歷時兩年，一共寫了三千張錫箔紙。

當獄中有人被釋放時，就請他們夾帶出去。內比坐了七年牢，出獄之後，又花了

兩年的時間拜訪這些朋友，收集、整理、出版之後成為衣索比亞現在閱讀的版本。


　　保羅在書中經常有話直說、直言不諱的陳述事物，對於各國政治狀態也毫不

留情的批判。「非洲政治人物習慣把自己的名字送給道路、學校和大型的活動場；

他們把自己的臉放在貨幣上，紙鈔上是圓圓的正面像，硬幣上則是肥肥的側面

照。一個國家的政治是否健康，可以從錢和街道的名稱輕易評斷。最糟糕的地方，

大家不管走到哪裡都看到同樣的名字、同樣的臉。那是萬世總統的名字和臉。」

回望台灣現狀，我們的紙鈔、貨幣與街道，處處仍舊是威權主義的遺毒。


　　書中另一個值得思考之處，是指出慈善團體運作的方式，只是帶來更大的災

難。對於非洲國家而言，並無任何好處。作者直述很多團體的存在並不單純，多

有政治與宗教目的。而且這些物資的採購，多為跨國企業所壟斷。大企業捐錢，

只是為了指定採購自己企業中的物品，或者是要加惠本國其他商品，活絡自己的

經濟。這種扶助說實話是在救自己，但卻穿上了美麗的外衣，讓不知情的人以為

他們是良善企業。裡面說明的很真實，假如這些救助計畫會有效用，早就出現了。

因為從一九六零年代開始，已經過了五十年，但非洲還是一點起色也沒有。這個

大概是很多捐錢的善心人士，所始料未及的。

　　
　　

註：案件詳情與本文無關，但為了方便參照，記述於此。此案說來與蔣經國與蔣

緯國的鬥爭有關。我不知道史書上會如何書寫這一段，而且現今所留下的書面文

件可能經過很多修飾。此案重要關係人之一為丘延亮（丘先生現在於中研院當副

研究員），其姐為丘如雪，為蔣緯國第二任妻子。蔣經國是特務出身，與蔣緯國

處處競爭已非新聞。當時若能設局成功，就可在外宣傳「蔣緯國的內弟為匪諜」，

蔣緯國想要取得政權的困難度就會大爭。此案的首謀在判決文中是寫日本外交官

淺井基文（此人後來成為日本外交要人，退休後成為知名學者。之後有來台灣演

講，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中有演講全文，但是文中沒有說明當時案情細節，以及當

時日本外交部為何有曖昧不明的態度），因為他將左派書籍帶給這些年輕人看，

並定期聚會。不合理的地方在於收網時間點，警總是選在陳映真受邀前往愛荷華

寫作工作坊、丘延亮取得美國大學博士入學許可之後、淺井基文離開台灣才收網

逮捕相關人等，被抓的都是台灣人，可見日本政府與台灣當局已有默契。當時還

有人供出他們讀過的書單及書籍。書籍先前已經被日本大使館沒收，但在法庭

上，這批書卻成為呈堂證供。日本外交部大可不必配合到這種地步，這是非常奇

怪的地方。對比日本政府自己在國內對共產黨趕盡殺絕的態度，在此案卻未採取

強硬立場，更令人不解。種種跡象顯示，內情並不單純。季季的書《行走的樹》

裡面說明相當詳實，因為他是關係人楊蔚的前妻，事後楊蔚被懷疑為告密者，但

楊蔚其實是雙面諜，一開始為中共特務，潛入台灣工作，被國民黨政府抓到之後

只好幫忙做事。現在看來，這真的是時代悲劇。只有獨裁統治之下，才會將人心

泯滅到如此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