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書維持一貫  (Paul Theroux)的風格,誠實、犀利、義無反顧。

保羅將旅行的實踐推到最極致,走路、搭船、搭便車、划獨木舟、坐慢行列車、

坐破舊超載巴士,盡量以當地人生活方式,走入非洲。這絕非現今已開發國家旅

行社建議的作法,他所冒的險肯定超越常人能負荷的程度。如果你貿然向親友推

薦此種方法,絕對會招致白眼。大部分的人出國去,都是為了觀光、休假、放鬆

的,幹嗎如此為難自己?最近的新聞還反覆放送著台商到馬來西亞邦邦島度假,

結果被綁架一事,彷彿你只要稍微去了偏僻一點的地方,就是意味的危險與放棄

生命。但,天底下哪裡沒有危險?


  還未看到此類旅遊書籍時,曾在內心盤算著如何帶著兩個小嬰孩用最簡單的

方式旅行。我還認真思考過,假如只用走路的話,推著兩台嬰兒車,要怎麼往前

走?「先將A往前推五公尺,接著再回頭推B。將B再前推十公尺。如此反覆,

兩台車只會距離五公尺,都看顧得到,但也會慢慢往前走。」當然這是空想,相

信已經有一堆人在背後急忙地要擋住我了。


  書中的每一個國家,常常荒謬到難以置信,保羅常運用他廣大的閱讀經驗為

現實做註腳。在肯亞時,面對愛滋肆虐、嬰兒死亡率居高不下,政府單位無能為

力,只等待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美國、德國援助。但官員們收到錢之後,

只是為了放進自己的口袋(台灣在非洲的邦交國甘比亞也是在做同樣的事,或者

應該說,大部分的非洲國家都是在玩相同的把戲)。他舉了湯瑪斯‧哈代的小說

《裘德悲歌》為例,說明歷史只是在反覆重演:裘德的長子因在村子裡挨餓數天,

逼不得已,只好吊死弟妹,之後自己也上吊自盡。自盡之前留下一張紙條,紙條

上寫著,「這麼做,是因為我們人太多了。」

dark star safari
  大部分的非洲國家都有相同的命運,十九世紀被列強殖民,掠奪完之後接踵

而來的是極權統治。名義上是獨立了,但列強其實還是掌握了多數資源。所有國

家的成立只是歐美強權為了方便在地圖上硬是畫分出國界,因此有許多部族在邊

界上被分成兩半。部族之間也多所恩怨,一個上台之後,其他人就等著倒楣,歷

史上知名的大屠殺都是這樣發生的。恐怖統治的手法時常發生,很多人都做過黑

牢。書中舉了一個無奈的笑話,六個衣索比亞人湊在一起,有五個人就曾坐過牢,

而且這些人都是未經正式審判,連犯什麼罪都搞不清楚就被抓去關,最後就在牢

裡隨意發臭發爛。惡意指摘、張冠李戴的狀況也經常發生,連高爾基的《母親》

都可以是地下組織的招募手冊。台灣也曾經有一段這樣的時期,白色恐怖時期約

略就是如此,很多政治犯被關常常都是莫須有的罪名,如知名作家陳映真的「民

主台灣聯盟」一案就是如此(註)。


  這裡又有另一個令人不知該笑還是該哭的故事:在牢裡所有書籍都被管控,

但是有一天莫名奇妙有人被關時帶了一本《飄》進來,三百五十個囚犯輪流看,

一人只能看一小時。最神奇的是,內比‧馬可能(Neiby Makonnen)決定在獄中翻

譯此書。沒有紙,就用香菸盒中的錫箔紙當作稿紙,每天翻譯一小段,翻完之後

當天晚上作為娛樂分享給其他囚犯聽。翻譯歷時兩年,一共寫了三千張錫箔紙。

當獄中有人被釋放時,就請他們夾帶出去。內比坐了七年牢,出獄之後,又花了

兩年的時間拜訪這些朋友,收集、整理、出版之後成為衣索比亞現在閱讀的版本。


  保羅在書中經常有話直說、直言不諱的陳述事物,對於各國政治狀態也毫不

留情的批判。「非洲政治人物習慣把自己的名字送給道路、學校和大型的活動場;

他們把自己的臉放在貨幣上,紙鈔上是圓圓的正面像,硬幣上則是肥肥的側面

照。一個國家的政治是否健康,可以從錢和街道的名稱輕易評斷。最糟糕的地方,

大家不管走到哪裡都看到同樣的名字、同樣的臉。那是萬世總統的名字和臉。」

回望台灣現狀,我們的紙鈔、貨幣與街道,處處仍舊是威權主義的遺毒。


  書中另一個值得思考之處,是指出慈善團體運作的方式,只是帶來更大的災

難。對於非洲國家而言,並無任何好處。作者直述很多團體的存在並不單純,多

有政治與宗教目的。而且這些物資的採購,多為跨國企業所壟斷。大企業捐錢,

只是為了指定採購自己企業中的物品,或者是要加惠本國其他商品,活絡自己的

經濟。這種扶助說實話是在救自己,但卻穿上了美麗的外衣,讓不知情的人以為

他們是良善企業。裡面說明的很真實,假如這些救助計畫會有效用,早就出現了。

因為從一九六零年代開始,已經過了五十年,但非洲還是一點起色也沒有。這個

大概是很多捐錢的善心人士,所始料未及的。

  
  

註:案件詳情與本文無關,但為了方便參照,記述於此。此案說來與蔣經國與蔣

緯國的鬥爭有關。我不知道史書上會如何書寫這一段,而且現今所留下的書面文

件可能經過很多修飾。此案重要關係人之一為丘延亮(丘先生現在於中研院當副

研究員),其姐為丘如雪,為蔣緯國第二任妻子。蔣經國是特務出身,與蔣緯國

處處競爭已非新聞。當時若能設局成功,就可在外宣傳「蔣緯國的內弟為匪諜」,

蔣緯國想要取得政權的困難度就會大爭。此案的首謀在判決文中是寫日本外交官

淺井基文(此人後來成為日本外交要人,退休後成為知名學者。之後有來台灣演

講,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中有演講全文,但是文中沒有說明當時案情細節,以及當

時日本外交部為何有曖昧不明的態度),因為他將左派書籍帶給這些年輕人看,

並定期聚會。不合理的地方在於收網時間點,警總是選在陳映真受邀前往愛荷華

寫作工作坊、丘延亮取得美國大學博士入學許可之後、淺井基文離開台灣才收網

逮捕相關人等,被抓的都是台灣人,可見日本政府與台灣當局已有默契。當時還

有人供出他們讀過的書單及書籍。書籍先前已經被日本大使館沒收,但在法庭

上,這批書卻成為呈堂證供。日本外交部大可不必配合到這種地步,這是非常奇

怪的地方。對比日本政府自己在國內對共產黨趕盡殺絕的態度,在此案卻未採取

強硬立場,更令人不解。種種跡象顯示,內情並不單純。季季的書《行走的樹》

裡面說明相當詳實,因為他是關係人楊蔚的前妻,事後楊蔚被懷疑為告密者,但

楊蔚其實是雙面諜,一開始為中共特務,潛入台灣工作,被國民黨政府抓到之後

只好幫忙做事。現在看來,這真的是時代悲劇。只有獨裁統治之下,才會將人心

泯滅到如此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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